面对需求不足与供给过剩，中国持续加速固定资产投资，导致资金错配与结构失衡。国有资本逆势加投制造业等过剩领域，而民营与外资收缩投资。价格缩减系数持续为负，供需增速差扩大。政策偏好基建而非刺激消费，加剧经济风险，违背市场规律，需转向提高居民收入以平衡供需。
3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月至2月的经济数据。在介绍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时，国家统计局表示，“两重”“两新”政策持续发力，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平稳。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充分的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加力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加快推进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一揽子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协同发力持续显效。1月至2月，全国不含农户的固定资产投资52619亿元，同比增长4.1%，增速比2024年全年加快0.9个百分点。
罗毅飞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解读，纯属就投资论投资。如果我们将时间从2025年1月至2月拉大到2019年至2025年，将空间从投资扩大到国民经济结构，我们就会发现，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中隐含了太多中国宏观经济结构扭曲和政策逻辑紊乱的信号。
解读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是不是合理，是否有益于经济健康发展，我们第一步需要厘清固定资产投资的目的，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结构中该怎么样平衡？
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学理论中，固定资产投资的目的是长期购买实物资产。它代表为购买跟着时间的推移有助于生产的固定资产的资源分配。这些资产能采用多种形式，包括机器、建筑物、基础设施和技术进步。这些资产用于在一段时间内通过生产商品或服务来获得收入回报。
通过专注于这些投资，经济体能大大的提升其生产能力，这直接影响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竞争力。
固定投资与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数据表明，固定投资水平较高的国家，其生产率和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得到提高。
一是消费者信心。消费者信心反映了花了钱的人其财务情况和经济的乐观程度。高消费者信心通常会导致消费支出增加，从而促进企业产品的销售。当消费者支出增加时，企业有可能投资固定资产以支持其增长计划。关注消费者信心的好处在于，它激活了一个有利于整个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循环。
市场需求与消费者愿望和能够购买的商品或服务的数量有关。当需求高时，企业通常会第一先考虑固定投资以扩大产能或提高效率。稳定且一直增长的市场需求鼓励对有形和非货币性资产的持续投资。市场需求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经济情况变化的反应能力。企业一定准备好快速调整其固定资本预算，以应对需求模式的变化。
经济政策也极度影响固定投资决策，经济政策一般是通过税收优惠和监管框架来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还能够最终靠公共财政和国有企业来直接参与固定资产投资。但从理论和实证来分析，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常常会背离市场需求，往往回报率较低。
由于固定资产投资需要通过增加产品来获得收入回报，所以在宏观经济结构中，固定资产投资与消费的平衡很重要。一般而言，消费旺盛、供不应求、价格持续上涨，企业捕捉到这些市场信号，将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来提高生产与供应。消费低迷、供过于求、价格下行，企业会减少投资甚至关停部分产能来减少生产供应。实际上，假如没有外力扭曲市场信息，市场会动态保持投资与消费的平衡。
三、为什么最近几年，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外资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态度出现了巨大分歧？
从骑牛研究所绘制的《2019年以来的1月至2月，不同经济类型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比较》曲线图中，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晰地观察到，2021年以后，不一样的资本对固定资产投资有了慢慢的变大的分歧。总体而言，国有资本对待固定资产投资的态度最为积极，国内民间资本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态度趋于冷淡，外资则在持续削减固定资产投资。
2025年1月至2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1%。其中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包含外资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持平，外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0%。这是外企第三年缩减固定资产投资。2022年1月至2月下降了1.2%，2024年1月至2月下降了14.1%。
如果与2019年1月至2月对比，国资、民资、外资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分歧更明显。6年来，国有资本的固定资产投资提高了47.9%，民间资本的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13.2%，外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则下降了10.7%。
国资、民资、外资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观察到了越来越严重的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
GDP价格缩减系数包含了构成GDP的所有行业的价格变化，在衡量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价格变更问题上，比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更全面和客观。
从骑牛研究所绘制的《中国的GDP价格缩减系数已持续两年为负，意味着供给过剩、需求不足较为严重》曲线图中，我们大家可以清楚看到，GDP价格缩减系数自2022年开始显著下滑，2023年开始从正转负。2023年下降了0.5%，2024年下降了0.6%。
这意味着，外资对市场的供求平衡状况反应最为灵敏，2023年GDP价格缩减系数转负时，自负盈亏的外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开始下降。民营资本也遵循了供求规律，自2023年开始大幅收缩了固定资产投资。
仅负盈不负亏的国有资本在供给严重超过标准、需求严重不足时，逆势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当然，其中也有国家经济政策的推动作用。
在宏观经济的价格信号发出了清晰的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信号之后，从基本的经济政策逻辑来看，需要做的应该是增加个人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通过改善即期收入和预期保障来提高家庭的购买能力，补足需求不足的短板，努力实现供求平衡。
疫情期间，从欧洲到美国，从韩国到日本，从我国的香港到我们的台湾，各地区都在不约而同地通过发放疫情补贴来弥补疫情对个人收入的冲击，确保宏观经济结构中供应与需求的平衡。
在需求不足时，将公共财政资金投资于提高个人收入来刺激消费，其效果很明显。比如美国经济连续几年超预期增长，其推动力就是个人消费。日本这两年走出了长期通缩，靠的也是消费。
但我们的经济政策习惯于特立独行，与众不同。在疫情封锁导致收入预期崩塌、需求收缩、供给过剩时，我们依然选择将公共资金投资于固定资产投资来扩大产能，继续增加原本已经过剩的供给。因而，我们没办法推动经济结构的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反倒是通过资金错配，加剧了供给与需求的失衡。
供给由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三个方面组成。考虑到农产品的供应受土地和劳动力的限制，服务的供应受劳动力的限制，无法像工业品一样能够最终靠投资而无限增加。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用工业增加值和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曲线来模拟中国的供求曲线变化趋势。
从上图我们大家可以看到，2023年下半年开始，供应的增长明显快于需求的增长，供应与需求增速差持续扩大。
我们的资金错配，不仅表现在应该用于提高个人收入的资金错配给了固定资产投资，还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的内部结构中，持续地向制造业倾斜。而制造业产能过剩，在我国表现得最为明显。
2025年前两个月，我们对汽车制造业的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了27%和25.4%，是制造业投资增速9%的3倍左右。而对教育事业的投资仅增长1.4%，对卫生和社会工作的投资下降了4.3%。
如果将时间放大到疫情之前，与2019年前两个月对比，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了30.9%，其中制造业投资提高了46.6%，工业增加值增长了45.8%，但社会商品零售额仅增长28.9%，比制造业投资增速低了37%。
2025年1月至2月，我们对汽车制造业的投资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28.3%，但汽车的国内与国外销售量仅增长18.2%，比投资增速低了三分之一。
2025年1月至2月，我们对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供应投资，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158.5%，但发电量仅增长35.9%，比投资增速低了77%。
二是由于这几年持续的投资提高并非受市场规律推动，而是由政府推动，因此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并未提高我们的生产率。6年来汽车和电力的产出增速比对汽车和电力的投资增速低很多，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也意味着，我们在应该提高个人收入刺激消费时，将资金错配给固定资产投资，因为违背了经济学原理和市场规律，最后不仅不能因此推动经济稳步的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竞争力，反而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酝酿并积累了慢慢的变大的经济风险。